沈烈初：中國裝備制造業的“短板”在哪里？

沈烈初

原國家機械工業部副部長、國務院機電產品進出口辦公室主任、九屆全國政協委員中美貿易斗爭是中美兩大國處在世界第一、第二大經濟體結構性矛盾表現形式之一，同時還表現在政治、軍事、外交、金融、科技、文化教育、意識形態等各個領域之間的激烈爭斗。新中國走過70年的歷程，特別是改革開放40年取得的偉大成果，從站起來到富起來，再開啟強起來的征程，人均GDP接近1萬美元，2021年全國完成脫貧攻堅目標后，即將向中等發達國家邁進，但因不平衡、不充分發展的特點，國家仍定位在新興發展中國家的行列。但一些國人陶醉在巨大成就時，美國對中國發起貿易戰，對高技術產品全面禁運(歐美一些發達國家也跟進)，打壓中國有成就有實力的企業，把數十家中國企業列入“黑名單”，全國為之一震。再次看到我國技術經濟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時，還有很多軟肋受制于人，往往反面教育比正面教育更使人清醒，其中裝備制造業中的“短板”也暴露無遺，突出的體現為核心技術的載體，“三基(核心)”即基礎(核心)零部件，基礎(核心)工藝，基礎(核心)材料。一、有什么證明呢?近日，日本與韓國之間貿易爭端加劇，凸顯日本在半導體材料的科技優勢，日本僅用三種生產半導體材料：高純度氟化氫、光刻膠、氟聚酰亞胺進行出口管制，使韓國半導體公司幾乎停產。據不久之前《日本經濟新聞》報道，華為手機1631種零部件中，來自日本的零部件多達869種，2018年，華為從日本進口零部件價值460億人民幣，占中日貿易額的5%。又如日本工業品出口中，耐用消費品比例不到20%，而主要出口高技術、高附加值的機械設備、零組件、原材料及中間產品成為“世界供應基地”，連美國很多(包括軍用)高端零組件、高端材料也要從日本進口。不能只看到美日貿易斗爭的“廣場協議”，使日本經濟發展停滯20年，而在這20年中，日本制造業不斷“轉型升級”、“修煉內功”、向高技術、高端產品及高端零組件蛻變。盡管機電產品在新技術革命中迭代新產品出現的時間越來越短，但其內部的零部件、組件，如高精度軸承、高端高壓液壓件，電子元器件等是不變或變化很慢的。筆者去年參觀學習中鐵工業某鄭州工廠，生產世界上最大的直徑超過16米的TBM(全端面巖石掘進機，重達一、兩千噸)，我爬上巨大的產品體內觀察，如西門子變頻伺服馬達驅動系統、奧地利雙水內冷發電系統(我國上世紀50年代已生產出來，現已停產)、德國力士樂高壓液壓系統、德國的離心機系統及瑞典SKF或德國FAG的高精度軸承等，其進口件約占成本60%左右。筆者還考察了南京某機床廠研制的五坐標聯動的珩齒機床，水平較高，但其數控系統、功能組件(如滾珠絲杠、滾動導軌)、珩輪、液壓氣動元器件、軸承等都是進口的，其成本約占到60%以上。
二、為什么眾多的“隱形冠軍”出現在德、日，以及瑞士等西方發達國家呢?現在中國議論“隱形冠軍”的中小型制造企業非常熱鬧，也引起了政府的重視，如工信部每年評定“單項冠軍”企業，并公布之。所謂“隱形者”，都處在產業鏈的上游，即“三基(核心)”。用戶僅注意整機產品的性能優劣與品牌，因為機械產品是由千百種零部件組成的，如果其中一種關鍵零部件的關鍵工序出了毛病，就可能使整機受到極大影響，甚至機毀人亡的慘劇。因此，產品的競爭實際上是產業鏈的競爭，在某一定意義上就應該是“三基(核心)”競爭。“三基(核心)”企業大部分是中小型企業，很多是從家族或合伙人經過幾代人的努力而發展起來的，其特點為有穩定的接班人、有穩定的技術團隊、有一批穩定的、高技能的工匠、有嚴格的學徒制度等特點的中小型企業，這些機械產品與大多數消費類電子產品是不一樣的，需要長期經驗，特別是Know-how的積累。很多Know-how在人們的腦子里與手藝上，其特點是：務實+傳承+創新。根據日本2015年統計，超過150年壽命的企業有21666家，再根據《智慧中國》2019年Z1期登載作者王洛高先生撰寫的“在德國，有837家壽命超過200年的企業”。這說明這些企業經過了工業1.0、工業2.0、工業3.0的市場機制優勝劣汰，屹立到現在，一定有獨特的經營觀念與體制機制，有獨特的技術上的“殺手锏”與Know-how，有獨特的比較優勢，因此這些企業在迎接工業4.0時代的到來，大多能適應全球技術經濟的變化而雄居產業鏈的高端。這些企業的又一特點，是不盲目做大，而在新技術革命到來之時，更慎重地從技術經濟層面及比較優勢層面來思考，有目的選擇性地應用。其中，德國不少家族式企業轉變為由基金會領導的民營企業，如生產光柵及數控系統的Dr.Heidenheim公司，又如生產分析儀器的Sick公司。